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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丁安 绘)

聚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着力增强我市国有经济的活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这是“六争攻坚、三年攀高”专项行动的题中应有之义。3月21日,市政协召开本年度第一次委员月谈会,组织市政协委员围绕“助推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咨政建言,真知灼见熠熠生辉。

“国有企业地位重要、作用关键、不可替代,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依靠力量。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一以贯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必须一以贯之。”

“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做法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

……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那么,究竟该如何深化国企改革,拔掉国企高质量发展路上的“暗礁”?又该如何加强监管,防范债务风险,保障国企健康成长?市政协委员在近期的委员月谈会上踊跃发表真知灼见,提出了许多务实管用、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中肯地给出了答案。

集中力量做强做优

抓药开方,需辨证施治,先一起来看看我市国有企业的“家底”。

据统计,到2018年底,全大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71万亿元,其中市本级资产总额7300亿元。市国资委27家出资企业资产总额5223.11亿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644.39亿元、利润总额61.9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41%和32.24%。

成绩单固然亮眼,但市政协委员们仍然用“综合实力不大不强”来形容我市国资国企的现状,可谓一针见血。委员们认为,当前宁波市属国资国企综合实力占城市经济总量份额偏低,与宁波城市整体竞争力不相匹配,特别是与深圳、青岛、厦门等城市相比,国企品牌企业和上市公司明显偏少。据调查,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直接或间接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已达23家,厦门市、青岛市也分别有11家、8家,而我市仅2家。

“我市国有企业要通过‘瘦身’‘强体’两步走来加以有效改造。”委员们指出,“瘦身”就是要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主业,强化核心功能。“强体”就是保障国资国企保值增值,提升国资国企的规模实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市经济社会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和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国有企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委员们建议,要坚持优进劣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原则,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全市长远发展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加快国有企业“走出去”步伐,鼓励跨国并购、海外建厂,向国内外能源资源丰富、比较优势突出的地区布局,提升全球配置资源能力。要加快劣势企业与低效资产清理退出,实现国有资本有序退出。

另一方面,要加快重组整合步伐,着力培育大企业大集团,提升国资国企的综合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要举全市之力打造一家超大型、综合性的国有大型实业投资集团。可以先从市属国企整合开始,梳理国有实体股权,通过资产并购重组、整体上市等方式,减少同质竞争、迅速做大做强,把宁波智造的国资品牌树起来。同时,建议组建国有大型产业基金投资集团,将制造业产业基金、海洋基金、创投引导基金等分布于各部门的政府性基金进行归拢,使之成为宁波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做实做强,适时迈出宁波、跨出浙江。

委员们也提议,应尽快组建宁波本土的证券、保险总部机构,搭建更为便利的直接融资渠道,使金融活水更加顺畅地流向实体经济,提升我市城市形象与能级。鼓励国资积极参与民营企业的控股权转让交易,特别是成为本土上市民营企业A股壳市场的重要力量,通过借壳上市快速优化国资产业布局、提升国资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我市某国企举行的事故应急演习。(丁安 绘)

深化改革激发活力

“向市场经济转型不足不快,体制机制不活,这些‘国企病’在我市市属国有企业依然存在。特别在用人机制、决策机制、薪酬机制及考核机制等方面,还有不少短板和问题。”市政协委员针砭问题、毫不讳言。

体制机制改革还需深化。委员们建议,市国资委要采用职业经理人和劳动聘用制方式,通过目标任务完成率来选拔市属国有企业经营团队,切实优化用人机制,优先鼓励原有的国企管理层身份转化为职业经理人。要从管人、管事、管经营真正过渡到“管资本”,统筹谋划国有资本布局,具体经营事务应由企业经营层依法自主决策,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要改革考核机制,重点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转向国有资本的有效回报上,以实绩考量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避免“高低不平、苦乐不均”。要加快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客观对待投资风险,使我市的国企既“敢改”又“愿改”,保持国企活力的持续性。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意味着政府对国有资产不一定采取资产控制的形式,还可借助资本股权化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给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启了一条道路。但有委员说出了民营企业的顾虑:参与国企混改,既担心失去“话语权”,又担心资本“被吞噬”,还担心最终不是国企获得民企的高效率,反而是民企患上了“国企病”。而且,民企在进入一些新领域时,经常碰到“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委员们建议,要打开民企参与混改“进”的大门,提供更好、更多的“资源池”“对接会”“相亲会”,使得社会资本不是“按门铃”进入,而是“拿钥匙”进入。要强化民企参与混改“权”的保障,平等保护各类股东产权和合法权益,真正做到按资说话、依股行权。要提高民企参与混改“改”的质量,不能简单地把资本“混在一起”就完事,而是构建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给民企更大的自主权、决策权、监督权,进一步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要建立民企参与混改“退”的通道,遵循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既让各种社会资本能够有序进入,也能依法退出,使民企参与混改更加放心、更有底气。

(丁安 绘)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相关数据表明,到2018年底,全大市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2.43%,债务风险较大。

“保障国有资产安全,是国企改革的前提和底线。”委员们指出,多年来,因承担大量的公共性、基础性项目,轨道交通、城投、交投、开投等企业债务较为集中,企业债务负担和利息支出压力沉重。降低国有企业债务风险,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降低债务风险,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债务约束机制。委员们建议,要完善市级国有资本重大投资重组项目决策机制,健全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监测和预警体系,分类设置资产负债约束指标。

降低债务风险,必须盘活存量资产降低企业负债水平。委员们建议,要分步分类推进国有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通过加快盘活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存量持有性物业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提升自身“造血”功能。

降低债务风险,还必须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委员们指出,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鼓励采取市场化方式,妥善解决融资平台到期债务问题”。这方面的国家政策,既要贯彻落实、跟踪研究;更要积极争取、用足用好,牢牢守住债务风险的底线。

防范国企风险要与加强监管紧密结合起来。但加强国有企业监管,不能“一刀切”,一个招式包打天下,要实行分类监管。委员们认为,首先,对于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董事长应由国资委委派,而总经理及其管理团队成员可从市场招聘。董事会只管两件事,一是重大投资审定,二是内部利益分配;其他所有事情特别是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要由总经理及其管理团队全权负责。企业管理人员只有管理职务没有行政级别,薪酬可根据其业绩大小和贡献多少,参照同行业的水平来确定。其次,对于国有股份低于50%的企业,政府只需委派类似于监事长职务的国有资本代表去监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以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工作由总经理来运作。最后,必须推动国有企业由政府的企业向市场的企业转变,使其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委员们还就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改进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加快监管转型。准确把握出资人职责定位,厘清监管边界,完善监管权责清单;做好放管结合,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二是完善监管制度。加快完善分类监管和差异化监管,提高监管的精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应及时修订宁波市促进创投行业发展的有关措施、意见,促进国有创投企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健全监管体系。既要督促国有企业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监督机制,加强内部监督;又要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纪检监督和第三方审计监督,让审计监督常态化,并覆盖国资管理的全过程,形成更加有效、严密的监管体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有关部门单位及相关人员需要树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坚定之志,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闯劲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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